乡村的罪与美评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极花

陕西作家偏好且能够写成大部头的著作，这一方面大概也与陕西人淳厚、耐劳、坚韧的性格分不开，长篇小说是一个耐力活，没有足够的韧性很难在长年累月的写作中坚持下来；另一方面可能跟文学传统相关，从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到20 世纪90 年代震动文坛的“陕军东征”的《白鹿原》《废都》，这些成功的典范无一不是皇皇巨著。所以当贾平凹完成这部仅十五万字的小说时，也不由得在后记中要作些解释：“兴许是这个故事并不复杂，兴许是我的年龄大了，不愿她说个不休，该用减法而不是加法。十五万字正好呀，试图着把一切过程都隐去，试图着逃出以往的叙述习惯，它成了我最短的一个长篇，竟也让我体验了另一种经验和丰收的喜悦”。①如果说之前陕西作家青睐长篇小说带有强而为之的意味，那么按贾平凹夫子自道，这部《极花》是顺着人物和故事自身的节奏而终止的，这颇有从儒入道的风采。

贾平凹一直钟情农村题材的创作，商州系列、《浮躁》《老生》以及《古炉》都执着于陕西那片黄土地和生活于其间的人们，就连《废都》《高兴》仅有的几部小说，空间虽是城市的，但聚焦的人物却有乡人的影子。贾平凹是黄土地的儿子，即便在城市生活了大半辈子，精神深处流淌着的还是养育他的那方山水的血液，也正是这样的深情，使他的小说在经历实验叙事后，不再止于职业的创作，不止于语言、结构、故事如何开始、如何结束等技术层面探索，不止于对乡村片面的俯视的观察，而回归到传统叙事，显露出更深广的情感寄托、更丰富的生命认知。

一、“沉重”：一个与时代对话的故事

《极花》的故事线条很简单：一个女孩被拐卖到穷乡僻壤，经历过恐惧、屈辱、生育，让她内心产生一系列的转变，最终在犹疑和苦痛中接受这片土地，其间有对村人的观察，也有对自己命运的思考。单从故事表层看，小说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在这个传媒发达的时代，拐卖妇女、儿童的新闻时常见于报端、网络，甚至在大街小巷的电线杆上都能看到寻亲的启事。不过也正因与社会新闻的相似性，故事与生活有了亲密的关系。浏览近年的长篇小说，取材都有这样的特点：从社会新闻中寻求故事的框架。迟子建的《群山之巅》成形于追捕凶犯的案件，王安忆的《匿名》依附于一个被绑架的故事……这似乎是资讯时代，新闻对小说的强势介入，也可以看作纯文学作家在调和通俗与高雅之间原有的对立。

贾平凹在后记中透露，故事是听来的，在西安城南的出租屋内，他的老乡向其诉苦，讲述了他们家庭的悲剧。女儿初中辍学便跟随他们夫妻来到西安，然而仅跟他们生活了一年就失踪了。他百般周折，终于打听到女儿被拐卖到某个山村，后来费尽辛苦才把女儿解救回来，可令他伤心的是女儿在解救回来不久留了字条，又回那个山村了。老乡烦躁地摔打碗碟的声音，夹杂着妻子嘤嘤的泣哭声，现实的悲剧通过贾平凹的感同身受延续到小说之中。后记虽然属于小说的副本，但这段对故事来源的补充更加剧了小说的严肃性和悲剧性，也让我们深深地意识到生活的无常和沉重。

然而如果读者以为《极花》只是讲述一个被拐卖者个人遭遇的故事，那可能只抓住了皮毛，并没有真正领悟到这部小说的价值所在。面对生活，《极花》是敞开的，它没有囿于虚构性的妄想，也没有执恁于一己的偏见，而是与挣扎于这个时代、这片土地的人们相沟通，有着血与肉的悸动。与讲述一个感人的故事相比，小说更在意的是通过胡蝶向读者展现乡村的卑微和高尚之处，展现乡村空间与城市空间对抗中的有与无。只是不同于无情节的叙事者，胡蝶不仅充当叙述者的角色，同时又是丰满的，她有自己丰富的生命体验，也以自己的眼让我们看到圪梁村的一切：土崖的窑洞房、停着乌鸦的白皮松、缺女人的光棍们、剪纸花的麻婶子、长者而智慧的老老爷、各种土豆饭食，等等。胡蝶投向圪梁村的目光复杂而变化，其中实际蕴含着的是如何“观看农村”的问题。

胡蝶对圪梁村充满了愤恨和憎恶。这当然与她作为“被拐卖者”的身份相关，“被拐卖”意味着欺骗和强迫，这对她而言带有强烈屈辱感的经验，所以黑亮家的一切都成为她憎恨的对象。当她被锁在窑洞里的时候，她痛恨这个关押她的地方，恨不得它毁灭，“窑里的老鼠还一直咬箱子……我不会起来撵它的，也不会敲打炕沿板去吓唬，咬吧，咬吧，让老鼠仇恨去，把箱子往破里咬了，也帮我把这黑夜咬破！”②然而需要注意到的是这憎恨背后还有另外一层更为久远的价值上的判断，虽然胡蝶来自农村，但向往做一个城市人，对城市文明有认同感，使她一直以来试图摆脱自己身上的农村印迹。她卖掉了娘收捡来的两大车架废品，花了五百元买了一双高跟鞋。因为在她看来，高跟鞋是城里人的象征；高跟鞋脱离了物质的承载，而具有了文化象征的意味，她穿着高跟鞋就成了城里人。正是城市文明的价值标准让胡蝶眼里的圪梁村显示出“丑恶”“黑色”的面目。

文章来源：《中国农村水利水电》 网址: http://www.zgncslsd.cn/qikandaodu/2021/0804/719.html